郑富芝说，义务教育“城市挤”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产生的一个新问题，目前突出表现在“大班额”的数量巨大。根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56人以上的大班额有36.8万个，其中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有8.6万个，严重影响了学校教学质量。为此，教育部明确提出，要抓紧消除城镇“大班额”，逐步实现2018年基本消除“超大班额”、2020年基本消除“大班额”的目标。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郑富芝说，主要一项落实措施就是要研究调整已有计划资金使用方向，推动各地加大投入力度。
除了“城市挤”，“农村弱”也是当前制约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郑富芝说，当前，我国农村教育整体比较薄弱，主要体现在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两方面。
郑富芝说，乡村的小规模学校较薄弱，主要是运行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学校规模很小，有的只有几十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按照生均经费拨款，经费总量上不去，因此维持日常运转就有困难。寄宿制学校的问题主要是办学条件不足，突出的问题是学生床位数不够，在一些地方还有“两张床睡三个孩子”的情况存在。
“下一步，关键是要落实已有的公用经费补助政策，重点落实好两项政策。一是要督促各地对乡村不足100人的小规模学校，按照100人拨付公用经费；二是督促落实寄宿生年生均200元的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政策。除了落实这两项政策之外，我们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进一步提高两类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水平，确保学校正常运转。”郑富芝说。
谈到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郑富芝认为，乡村教师薄弱的问题，是我国教育发展“短板当中的短板”，其突出的表现是“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地区的教师待遇较低。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升教师待遇，提高乡村教师的职业吸引力。
郑富芝说，针对乡村教师薄弱的问题需要综合治理，下一步将重点抓好3件事。一是依法保障教师工资收入水平，逐步全面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在工资发放的时候要做到“两同”，即教师和公务员工资收入做到同口径发放、同步发放。
二是激励促进流动。通过落实完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进一步提高补助标准。特别是要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补助，越艰苦的地方、越困难的地方，补助标准、补助水平越要高一点，这样才能促进优秀教师向乡村流动。
三是特岗充实力量。2018年，将再增加教师特殊岗位计划1万名，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促进解决困难地区学校师资短缺以及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