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 2005-03-03
·自我改造 改造领导——学习周恩来的领导思想与实践 2005-03-02
·运筹帷幄经纶天下——周恩来领导艺术探微 2005-03-02
·周恩来唯物史观初探 2005-03-03
·周恩来精神品格的基本特征 2005-03-02
·论周恩来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及其时代意义 2005-03-02
·周恩来精神的历史特点 2005-03-02
本文拟就周恩来宗教观形成的基础与历史地位作一初步探讨。
周恩来宗教观的理论基础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宗教，处理中国的宗教事务，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共建社会主义祖国，是周恩来宗教观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周恩来宗教观最坚实的理论基础。
共产党人历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在国际、国内讲坛上明确宣布：“宗教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同就是不同，不必隐瞒。”①“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②，信仰共产主义，不信仰任何宗教。同时，周恩来认为，宗教在人类社会里是一种长期的、普遍的现象：“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子让人家不信仰宗教“是不可能的”。③他指出：“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宗教界的朋友们不必担心宗教能不能存在。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④上述论述，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
第一，周恩来不是就宗教本身谈宗教，而是把它放到一定的社会、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一贯倡导的。“宗教本身既无本质也无王国”⑤，考察宗教现象必须以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⑥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周恩来所强调的19世纪末的中国农村，正是那种“颠倒了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构成的“神权”，同政权、族权、夫权一起，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成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⑦这正是宗教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在那个“颠倒了的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地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们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⑧19世纪末的中国封建社会，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都不是支配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阶级，因此，他们一般地也不得不接受统治阶级思想的支配，接受宗教神权思想的束缚。这是宗教在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阶级根源。周恩来关于农民或工人家庭出身的人都有可能信仰宗教的观点，正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这种宗教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的。
宗教信仰现象的存在，还有其认识论的根源。恩格斯曾经指出，灵魂不死的宗教观念在原始人那个发展阶段，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是由认识上的普遍局限性造成的。把“能解释的东西都称为自然的东西”，“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归之于超自然的原因”⑨，这是宗教的认识论根源之一。周恩来关于信仰宗教是因为“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的观点，完全符合恩格斯的上述思想。
第二，周恩来提出了宗教长期性的著名论断。这一论点的提出，同样基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政治解放的观点没有权力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切人放弃宗教。”“就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10宗教的消亡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产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物。”11在马克思主义这种宗教长期性理论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了关于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精辟论述。他甚至认为，信仰宗教的人，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也依然有可能存在。这是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和发展。他对宗教长期性的这种深切认识，为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周恩来还依据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提出“不搞反宗教运动”12的方针。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主张应该“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3他们从对宗教的长期性、规律性的深刻把握入手，提出宗教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自有其客观规律性，并不依人的主观意志、感情好恶为转移。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对鲍威尔批判宗教、废除宗教的错误主张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关于无条件地禁止宗教存在而促使宗教消灭的荒谬主张，也作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他们都是以实现人类彻底解放去促使宗教反映的最终消失，批判鲍威尔、杜林等人错误主张的。列宁也曾一再重申恩格斯对“比社会民主党人做得更‘左’或更‘革命’的人”的谴责：“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14他从宗教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出发，批判杜林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宗教存在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张”是“重蹈俾斯麦反教权派的覆辙”；指出“俾斯麦的这场斗争，只是巩固了天主教徒的战斗教权主义，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业，因为这样一来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使某些工人阶层和民主派忽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迫切任务而去重视最表面的、资产阶级虚伪的反教权主义运动。”15周恩来关于“不搞反宗教运动”的方针，正是在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
周恩来宗教观的实践基础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是周恩来宗教观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
